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等媒体均相继报道了所谓温州“炒煤团”抢入产煤大省山西“挖煤”及山西“阻击”温州炒煤团的事。对于重大矿难灾祸不断、国人不堪承受之痛的煤炭业，精明的温州人携带大资本进入，福兮？祸兮？值得思索。
有人批评中国煤炭业是个“要钱不要命”的行业，的确这个行业每天都在葬送着矿工的生命，每天也在诞生着新的煤炭富豪。据有关资料介绍，我国煤
炭产量仅占全世界的35％，事故死亡人数却占了80％；全国煤矿企业每年因矿难事故死亡人数超过6000人。我国目前产煤百万吨死亡率接近4，而美国百万吨死亡率为0.04，俄罗斯为0.34，南非为0.13。另一方面，《新京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报道,山西煤炭业已成就了一批富豪。开奔驰、宝马豪华汽车，四处购买房产，养二奶，奢华消费，成为煤炭富豪们的生活常态。由于煤炭行业的高风险，他们大多缺少长期创业思想，捞够就走，据称，每年百亿资金流向京津沪，他们在北京，甚至在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外高档住宅小区购房。
由于近年来国际国内能源形势趋紧，煤价大幅上涨，刺激了煤矿企业“要钱不要命”超负荷生产，频频引发矿难，暴利在制造大批“土包子”煤炭富豪的同时，也吸引了温商资本抢入这一行业。据《21世纪经济报道》称：近几年山西省内地方矿60%、乡镇矿80%均由温商承包。目前，由温商承包煤矿的产煤量占山西省总产量的五分之一，也就是全国煤炭产量的二十分之一。
那么，温商资本进入煤炭行业是福是祸？多年来我国煤炭的社会投资严重不足，温商携大资本介入，应当是煤炭行业尤其是小煤窑重组、加大煤炭现代化投入、强化煤矿安全建设的一个大好契机。多年来，由于政府对煤炭价格管制，煤炭企业呈“哑铃型”，一头是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投资不足；一头是私营小煤窑，效率高，但安全难保。一些地方政府从财政增收角度考虑，鼓励私人开采，因此带来了小煤窑的遍地开花。而在煤价低谷时期，进入门槛低，进入的私营业主实力也不够雄厚，加之政策的不确定性，他们缺少长期投资思想，不愿在安全设施上花钱。在此种行业背景下，温商进入应当是件好事，今日的温商具有极强的融资能力和市场运作能力，据称温商“炒房团”短时间可融措资金高达150亿元，“炒煤团”2003年仅在山西投入资金就30多亿，这对于资金短缺、投入不足的煤炭业来说是一次机遇。但另一方面，温商既有聪明肯吃苦，敢冒风险，敢为人先的优点，也有短期行为和游击习气特点，从90年代的假皮鞋，假服装，到今天的“炒房团”、打火机倾销、西班牙鞋城遭焚事件等，无一不暴露温商的软肋。如果不对温商急功近利行为加以约束引导，只能给小煤窑留下更多的隐患。
追求超额利润是商人的本性，无论晋商、温商，投资都是为了赚取超额利润，这无可非议。但商人都会有成本概念，当赔偿工人生命的成本低于投资安全设备成本的时候，他们自然会放弃对安全设备方面的投入。因此，面对资本追逐利益最大化的残酷本性，政府应当有所作为。生命是无价的，工人的生命权高于一切，政府应以尊重生命权、维护工人权益为首要职责。要通过严格的执法和高额处罚抬高工人生命的价格，使矿主不能承受生命之重。要提高煤炭市场的准入门槛，对进入企业提出严格的资质要求和生产标准，强制要求矿主进行安全设备投入，一旦发生事故，同时追究事故隐患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只有法律约束和行政有效管理使矿工生命的价值高于矿主冒险获取高利的成本，才会促使其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当然，另一方面，政府要确保煤炭开发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保护进入资本的产权和合法收益，吸引进行长期开发的产业资本进得来并留得住。
人们说：“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 “温商”的确具有从商的潜质，现在他们不仅遍布国内大江南北，还走向了海外。近几年他们从应对打火机、运动鞋等产品的国际贸易争端中，经受了遵守国际贸易规则的洗礼，成立协会进行自律和自我保护、发表自律宣言等便是他们成熟的表现，今日的温商已不是昨日的温州人，而是一支促进市场经济发育、具有无穷创造力的商业奇军。
因此，温商进军煤炭业，福祸所焉？完全取决于我们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法律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