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只提高矿难赔偿标准后果堪虞

    11月27日，黑龙江省龙煤集团七台河分公司东风煤矿发生特大煤尘爆炸事故，目前已确认造成166人死亡，另有5人下落不明。根据事故善后处理组负责人王志忠的介绍，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和龙煤集团已经于11月29日上午做出决定：本次事故将按照遇难矿工的实际工龄核算赔偿金额，赔偿金额不足20万元的按20万元赔付，超过20万元的按实际核算额赔付，“最终的赔偿额将超过3000万元”，这将成为我国历史上赔偿金额最大的一次矿难。
    事实上，这是政府的一个表态：对遇难矿工的赔偿必须20万保底，如果企业（或矿主）一时半刻不能提供足额赔偿金的，将由政府先行垫付。矿难赔偿标准一再提高，反映出矿工的人身安全比以往更受关注了，也反映出矿工的个人权利比以往更有保障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进步：似乎政府对矿难是越来越重视了。
    20万元钱虽然不是一个很小的数目，但与一个人生命的价值相比，却实在算不了什么。因此，政府“保证最少赔偿20万”，其用意显然不是说这样就能给遇难矿工一个合理充分的赔偿了（不然就等于说“政府认为矿工的一条命就值20万或更多一点”，政府不可能这么荒谬的），而是想通过提高赔偿惩罚标准，增加企业（或矿主）的违章成本，从而预防矿难的发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的话表达了政府的这个意愿：“……赔偿标准。大体上不低于20万元，我赞成这种做法。这主要是加大经营者的事故成本。”
    但是，事实似乎与政府的愿意恰恰相反，随着赔偿标准的一路攀升，矿难反而发生得更加频繁了、人员伤亡也更严重了。原因何在？
    著名经济学家宋国清教授曾经在《财经》撰文指出，给定其他情况不变，如果政府不管别的事情，单只硬性提高矿难赔偿标准，这相当于硬性规定煤矿工人必须自己掏钱买高额的人身保险，其结果只能是导致煤矿工人的工资水平下降，而不可能真的能够迫使企业（矿主）加大安全投入、改善矿工的生产条件。至于政府文件中是不是有“必须由企业（矿主）给遇难矿工赔偿”这类明文规定，实际上并没有多大意义。
    在劳动力供给充裕而煤矿工人相对于企业和（矿主）的弱势谈判地位没有改变的情况下，煤矿工人所能得到的工资加保险的总水平，不会因为政府的一个命令就发生变化。政府命令可以强行提高保险水平，却不能阻止与此同时煤矿工人工资水平和安全保障水平的下降（因而工资加保险的总水平仍然不会改变）。其实，煤矿工人自己比任何人都清楚两件事情：第一，下煤矿有生命危险；第二，即使是提高了以后的赔偿标准，仍然低得离谱。那么为什么他们还要争着下井？煤矿工人也不可能“要钱不要命”。这里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不从深层次的原因入手，只凭行政命令人为地抬高矿难赔偿标准（这样说，绝没有认为现有赔偿标准已经过高的意思，显然现有标准还是低得太离谱了），那等于是刻舟求剑，对遏止矿难，并不能起到多少实质性的效果。
    那么，矿难频发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可能有很多，在此不能一一列举，但其中两个原因，是许多有识之士都指出过的。第一是腐败，如广泛存在于私营煤矿和国有煤矿中的“官煤勾结”；第二是煤矿工人的谈判地位太弱，他们不被允许自主地组织起来，与企业（矿主）谈判。在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提高矿难赔偿标准，很可能不但不能遏止矿难的发生，还有可能导致下述两种不良后果：
    第一，企业（矿主）搭政府的便车，逃避对遇难矿工的赔偿责任。对遇难矿工的赔偿，理当由企业（矿主）“买单”，而在实际上，许多时候都是先由政府垫付的。企业（矿主）们对于矿难事故，必然会想出各种花招来逃避责任，在赔偿标准大幅提高的情况下，矿难发生后，企业（矿主）有更大的激励隐瞒不报，那么政府如何能够获得矿难发生的信息？即使政府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必要的信息，它在垫付出了赔偿金后又如何向企业（矿主）追偿？
    第二，不法分子可能会制造矿难事故以骗取赔偿金。根据刘庆邦小说《神木》（曾获2002年老舍文学奖）改编、在国际上获奖无数的电影《盲井》，虽然没有至今仍然没有在国内公映，但它所讲述的故事却可能是某种不详的预言，尤其在“矿难赔偿标准不断提高，而且政府保证赔偿”这样一种背景下。《盲井》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矿区的故事：两个生活在矿区的“闲人”专门靠害人赚钱，他们的办法就是“矿难”：先将打工者诱骗到矿区，然后将打工者害死在矿井下，并制造矿难事故假象，再作为死者家属向矿主索要赔偿……。如果这种预言成为现实，那会是非常恐怖的事情。其实，仅仅这样一种可能性本身，就已经令人不寒而栗了。
    本文在此想强调的是，如果置各种深层次的原因于不顾，政府的某些行为，尽管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在尽心尽力为底层民众谋取利益，事实上却只能起到歪曲价格信号的作用，结果反而是补贴了其他人（得到补贴的可能是煤矿企业或矿主，甚至可能是其他不法分子）。

来源：选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