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难，又见矿难。
尽管一再投诸关注的目光，尽管一再总结血的教训，无情的悲剧依然在上演。
今年1至5月份，山西省共发生各类煤矿死亡事故64起，死亡212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4起，多死亡106人。作为我国产煤大省的山西省，同时也成了煤矿事故的高发区。
日前，国务院安全生产检查组在山西进行了1
0天的检查。在检查一个个安全隐患的同时，检查组和山西省政府部门也在思考，煤矿安全生产如何才能落到实处？山西省的煤炭，何时才不给人以“带血”的形象？违章：利益驱动
发生在孝义市驿马乡孟南庄的“3·22”特大煤矿事故，夺去了72名矿工的生命。
事故调查表明，这家煤矿是典型的非法生产。事故发生前，有关部门不仅多次对其下发停产通知，甚至还用铁链锁住其提升设备。令人惊叹的是，矿主不知哪里来的胆子，竟然砸开锁链开工生产。
原因也简单——利益是最疯狂的驱动器。去年以来，煤炭市场逐步好转，价格一路上扬，从最低时的每吨100元左右上升到最高时的近500元一吨。用一位矿主的说法就是“比挖金子都来钱”。高额的利润足以促使一些人铤而走险，何况不少矿主背后还有这样那样的“后台”。
与利益的动因相比，行政与法律的约束却显得相当薄弱。非法生产的煤矿，大都是在出了人命之后，才受到严肃的处理——换言之，如果侥幸没有发生事故，对其处理手段便不够有力。
以情节最严重的私开矿为例，各地普遍反映《刑法》和《矿产资源法》对私开矿的刑事制裁，在实践中难于操作。对私开矿主，大多只能刑拘一星期了事。
煤炭开采已有上百年历史，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安全操作规程，只要按章操作，就不会发生事故——这是煤炭生产的常识。凡发生安全事故的煤矿，无一不存在违章作业。
国务院安全生产检查组在襄汾县贾罕煤矿抽查了几只矿灯，全部失爆。在孝义市小青河煤矿，矿方居然把矿灯交给工人带回宿舍自行充电——这样做的后果是，一旦发生事故，可能连下井人数都统计不清楚。
对规章的忽视，其实是对矿工生命的漠视。安全需要大量的资金设备投入，而在一些矿主那里，矿工的生命安全被当做“成本”压到了最小。在他们眼里，矿工的生命不过是等价于一笔赔偿金，而就连这笔赔偿金都经常难以兑现。
这并不是一道难解的题，临汾市尧都区的做法就颇具特色。他们规定，工人下井必有矿长带班，矿长不带班，工人可以拒绝下井——生命具有同样的尊严，矿主总不能把自己的命也不当回事吧。瞒报：社会因素.
去年的富源煤矿，今年的阳泉沟煤矿，发生事故后老板的第一反应是瞒，第二反应是逃。
瞒报事故，除了矿主的个人素质原因之外，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因素可寻。阳泉沟煤矿事故的隐瞒，竟有政府官员参与其中。
除了官商勾结的黑幕之外，还有一个促使其隐瞒的原因。省政府规定：发生3人以上死亡事故，全县煤矿停产整顿；发生10人以上事故，全市（区）煤矿一律停产。在一片大好的煤炭市场形势面前，停产就意味着损失。为了不“株连九族”，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产生隐瞒的动因，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了使安全事故真正做到责任分明，一种更为科学的方法正在制定之中：建立煤矿安全条件评价系统，对煤矿进行安全分级管理。发生事故后，只对同级煤矿进行整顿，而不影响其他的煤矿生产。
检查组在检查结束后向省政府通报情况时，提出了一个“很难理解”的问题。那就是有的地方不落实国家批复的处理决定，擅改处理意见，有些地方不等上级批复，自己就对责任人先行从轻发落。
某市在汇报中，还将一次发生6人以上死亡事故的乡镇，书记、镇长不得提拔重用当做“经验”———检查组长王德学当即指出，这不是提不提拔的问题，而是要严肃处理的问题。
有头无尾，大事化小，“板子举得高落得轻”……其中固然有着深刻的原因，但却可以从最浅显处解决：严格执法执纪。
显然，动真格就可以见实效，临汾市从去年以来，对在6起重特大事故中负有责任的81名党政干部给予了相应处分，其中25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山西全省今年1至4月，共处理事故责任人95人，其中副县级以上干部5人。督察：落到实处.
国务院安全生产检查组来山西省的目的很明确——通过企业查政府，检查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文件精神在各级政府的落实情况。
然而，检查组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企业的“安全纠察”——几乎在每一家企业都可以随手查出几处安全隐患：煤矿风机房无人值守，备用电源开动不起来，乡宁县一家煤矿甚至还用骡子下井拉煤。
这些隐患一经检查组指出，立即得到了整改。人们在佩服检查组“水平高”的同时也不禁生疑——如果连一个县煤矿的安全隐患都要国家级的检查组来纠正，那么安全形势就很难说令人乐观。
山西省长刘振华和吕梁地委书记郭海亮都这样发问：为什么国家检查组可以发现的隐患，我们当地却没有查出来？
在山西很多县市，煤炭局与安全监管局还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既当“教练员”又当“裁判员”的身份，使得很多督查难以落到实处。疏于督查，忙于“护短”，又使得一些地区不是目光向下、向内查问题，而是对上“应付”检查组。也许，这种心态才是安全最大的隐患。
下面的“对策”，显然需要上级部门更为强硬的政策。临汾市的做法是，由市政府面向社会招聘100名煤矿安全监察员，对全市500多座煤矿每矿必到，每井必下，每日必报，直接向市政府负责。吕梁地区也向全区煤矿派出了同样具有“安全钦差”身份的驻矿安监员，同时面向社会建立举报制度，举报一座私开矿的奖金高达10万元。
安全不是不可控的，所以我们相信，只要各级政府上下协力，真抓实干，山西煤炭生产安全的局面定会有大的改观。出路：做大做强.
任何一场事故，都有其直接的原因和深刻的综合背景，煤矿事故亦不例外。
除了“领导不重视，措施不得力，落实不下去，严格不起来”等等可以用于所有安全事故的普遍性原因之外，一个具有“山西特色”的原因恐怕是不言而喻的———山西的煤矿太多了。
近年来，山西省的各类矿井几经整顿，由1998年前的9000多座下降到目前的4000座。即使如此，“出事”的概率还是太大了———以每座矿安全生产10年计，就足以使山西天天有煤矿事故发生。
在山西，6万吨的矿井仍占多数。而达到20万吨以上、形成规模的煤矿，只占全省总数的4％。走联合之路，做大做强，显然是山西煤矿安全与发展的出路。
现在，吕梁、临汾一些县区已开始与省内的山西焦煤、大同煤矿以及省外的徐州、兖州、七台河等大的煤炭生产企业联营。一方需要扩张资源，一方需要扩大规模提高技术，一项合作双赢的“路线图”计划已初步上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