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为了缓解巨大的商品供需矛盾，中国曾试行把同一商品分成计划内和计划外两种，在计划内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在计划外则按市场价格出售。这就是“价格双轨”。于是，有官员将计划内商品卖给黑市，从中赚取差价，“官倒”、“倒爷”正是在这种背影中产生的。这种寻租活动获得了巨额垄断租金，并摧生出中国第一批“权贵资本”。今天，当人们讲到“资本”的原罪时，总也离不开“价格双轨”。
20世纪90年代向市场经济转轨以来,价格双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尽管“价格双轨制”不再具有合法性，但却“名亡实存”。改头换面地出现在社会生活的角角落落。据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发布的《2006年省情调查报告》显示，广东省同工不同酬现象相当严重，一些国有企业在薪酬分配上，往往按职工、合同制工、临时工等“身份”来分配，而不是按岗位、技能、业绩等个人素质和对企业的贡献分配。“同样是司机，有的企业年薪高达10万元，有的却只有两三万元。”（《中国青年报》）很明显，在人们身边，这种劳动力价格的双轨制普遍存在，甚至已成为社会矛盾新的集结点。除劳动力，土地、资本、国有企业产权等生产要素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价格双轨”。以土地为例，在中国，经营性用地实行的是“招拍挂”，而非经营性工业建设用地则采取“协议出让”的方式。在非经营性的工业用地中，土地的供给和需求是一种纯粹的行政行为，并不按照市场规律来运作，这不但成了腐败的乐土，也造就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据报道，许多开发区工业用地，常常被转手用作经营性用地，为此，国家每年损失多达数百亿元。
一方面，商品价格逐渐走向市场；另一方面，基本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本、土地、国有企业产权等却仍然维持着很强的行政控制力量。专家把这种现象称为“新双轨制”。显然，行政力量对要素价格的控制，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价格扭曲的背后，是利益分配的扭曲。如果说旧双轨制代价高昂但硕果可陈的话，那么，新双轨制的最大受益者就是政府，这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出现停滞和徘徊的重要原因。因此钟伟认为，政府治理结构的改革已经被推到前台。
从生产要素价格的“双轨制”， 还可以衍生出更多的“价格双轨”现象，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司法领域的“同命不同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死者或伤残者的赔偿，是以其户口所在地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来确定的。由于城乡收入差距较大，使得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死亡赔偿金也相差遥远。“同命不同价”与“同工不同酬”其实异曲同工，它们都是人为的体制造成的，在城乡二元分割下，在编制体制的划分中，同样的人，却被划分成不同的等级。
